2026年6月12日，马克思主义研究网刊发我院阙伟康、史曦睿撰写的文章：以“党史六对”智慧涵养新时代正确政绩观。

从井冈山时期的“荷树对”到西柏坡时期的“赶考对”，“党史六对”深刻展现了党对“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如何执政”的持续探索，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历史借鉴，系统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党员干部既要善于在新时代新征程的伟大实践中凝聚磅礴力量，又需从党的百年奋斗史中汲取智慧。深挖“党史六对”的精神内核并融入新时代党员干部政绩观的培育中，既是传承党的红色基因、赓续优良传统的内在要求，也是锻造堪当民族复兴重任干部队伍的现实需要。

一、以人民立场解答“政绩为谁而树”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正确政绩观的价值本源。“洞前对”与“窑洞对”揭示了权力来自人民、政绩为了人民、评判归于人民的核心原则，是对“政绩为谁而树”的最好回答，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根本遵循。

1929年的“洞前对”，针对“领导者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明确提出领导者不应有什么特殊性，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当群众的“传达员”，阐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方法。这一论断深刻回答了权力为谁所用的问题，共产党的权力由人民赋予，只能用来为人民谋福祉，从根源上界定政绩的本质属性。毛泽东从真心真意的态度和竭尽全力的效果两方面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提出要求；陈云始终坚持关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把“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作为行动准则；党基于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革命发展的长远前途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让农民分得土地，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生存问题。新时代“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把为老百姓办了多少好事实事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正是这一精神的赓续与升华。党员干部必须始终坚守“洞前对”的人民立场，把群众关切的事放在心上，将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作为履职尽责的出发点，把为群众办实事作为衡量政绩的基本准则，坚决克服为个人政绩利益而工作的不良倾向，真正做到执政为民、心系百姓、造福于民。

1945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则针对历史周期率问题给出了“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新路，回答了“政绩由谁评判”的关键问题，确立了人民作为政绩评判的主体地位。延安之行后，黄炎培在重庆出版《延安归来》，向国统区传播中国共产党“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理念，为民主新路奠定了思想与舆论基础。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时同步创设华北人民监察院作为专业行政监察机关，以监督公职人员违法失职行为、受理群众控告检举，成为新中国行政监察制度的雏形。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确立了“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大和政府”，为“人民监督政府”构建宪制基础，“民主新路”进入国家制度实施阶段。从“窑洞对”的人民监督政府到新时代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新时代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把群众满意度作为核心考核标准，虚心接受人民的监督和建议，完善兼顾显性政绩与隐性政绩、发展成果与基础建设、短期成效与长远效益的综合评价体系，让群众口碑成为衡量工作成效的硬标尺，让政绩经得起人民检验。

坚持“以民为本”的根本立场要求将人民置于最高位置，以群众需求为工作导向、以群众满意度为评判标准，以此确立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准则，明确政绩创造的方向和边界。

二、以战略清醒厘清“树什么样的政绩”

“荷树对”“甲申对”“赶考对”蕴含的立足全局和长远的系统思维和以史为鉴、居安思危的执政清醒，从正反两方面厘清应当“树什么样的政绩”，阐明共产党人应坚守的政绩追求与须摒弃的虚功浮绩，为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根本指引。

在1928年井冈山黄洋界的“荷树对”中，面对国民党军事包围的艰难处境，毛泽东以“站得高、看得远”引导革命者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跳出局部看全局、立足当下谋长远的战略思维。而后针对党内“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虑，毛泽东将根据地斗争与全国革命浪潮、世界革命形势相联系，提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实现了具有战略前瞻性的理论创新。在抗战时期，毛泽东撰写的光辉著作《论持久战》，立足中日战争全局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科学预见抗战三阶段，为全民族抗战提供长远战略指引。这一战略境界与新时代“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多打大算盘、算大账”的要求高度契合，揭示出真正政绩应当服务于国家战略全局和民族长远利益。新时代党员干部必须传承“荷树对”的战略智慧，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境界，“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作铺垫、打基础、利长远的好事”，以战略格局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1944年的“甲申对”蕴含的不搞虚假政绩、不骄奢自满的历史忧患意识，为党员干部明确了政绩底线。毛泽东将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列为全党整风文件，借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后骄奢腐化迅速败亡的史实警示全党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政绩的本质是对党和人民的责任担当，所有脱离艰苦奋斗作风、背离初心使命的行为终将被历史和人民抛弃。陕甘宁边区颁布《边区公务员考核奖惩暂行条例》和《政务人员公约》，以实际业绩和群众支持为考核标准，反对浮夸与形式主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通过了“六条规定”，从制度上遏制骄奢之风与形式主义，防范干部骄傲自满，为干部政绩划出廉洁务实红线。改革开放后，干部考核制度渐趋规范，考核着重以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满意度为指标，反对“数字政绩”与“短期行为”，明确将杜绝虚假列为考核要求。全体党员干部必须以“甲申对”为镜，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清醒，坚决抵制虚假浮夸、弄虚作假行为，杜绝数字注水、报表美化、包装式落实，始终以谦虚谨慎的态度对待工作，确保脚踏实地干政绩。

1949年，毛泽东在西柏坡发出“赶考”号召，以“我们决不当李自成”的坚定誓言强调必须坚持“两个务必”，与“甲申对”形成历史呼应，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执政清醒与初心坚守。这一精神贯穿党的百年奋斗历程，表明真正的政绩源于艰苦奋斗而非贪图安逸，发展成效依靠持之以恒的积累而非急功近利。在党中央领导下，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协同推进制度化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工作，中央办公厅印发改善作风问题的通知以推进基层减负工作，聚焦解决报表多、检查多、汇报多等突出问题，从制度层面有效遏制虚假政绩和形式主义现象。新时代面对复杂严峻的风险挑战与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党员干部必须永葆“赶考”清醒，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力戒骄奢安逸、敷衍塞责，以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作风干事创业，把每一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坚决抵制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行为，确保各项政绩能够经受住历史演进与实践发展的长期检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功成名就时做到居安思危、保持创业初期那种励精图治的精神状态不容易，执掌政权后做到节俭内敛、敬终如始不容易”，因此，党员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要传承这种忧患意识，通过战略视野明确方向，以底线思维保持定力、初心坚守维护政治本色，用科学方法与务实作风解决政绩实现路径问题。

三、以实事求是回答“靠什么树政绩”

“枣园对”蕴含的实事求是智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思想方法，更是新时代党员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科学方法，科学回答了“靠什么树政绩”的关键问题。

1943年的“枣园对”中，陈云就“怎样才能少犯错误”三次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提出“犯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深刻指明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灵魂与干事原则。陈云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经典准则，从根本上厘清共产党人“如何正确干事、如何创造实绩”的方法论问题。张思德带着在枣园领悟到的道理和精神加入烧炭队，在充分调查了解林木情况后准确安排工作开展。他牺牲后，毛泽东在他的追悼会上讲到“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1944年陈云在西北主持经济工作时，面对国民党封锁和严重通胀的挑战，他基于深入调研提出“发展生产、平衡进出口、紧缩货币、厉行节约”的方针，并通过广泛听取意见和反复测算数据确保决策准确，最终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彰显了从实际出发破解经济困局的效能。朱德在建国后通过常态化实地调研，突破计划经济单一公有制的理论局限，提出一系列创新性政策建议；同时强调建设规模与国力相适应的客观规律，即使在政治高压下仍坚持实事求是，持续向中央建言重视农业与民生问题，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唯实求真、敢于直言的调研风范。这一思想方法与新时代正确政绩观高度契合，真正的政绩只能来源于立足客观实际、尊重发展规律、密切联系群众的实干实践。新时代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牢牢坚守“枣园对”传递的实事求是思想精髓，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将调查研究视作谋划事务的根本依据、成就事业的关键方法。积极扎根基层一线和群众中间，建立常态化调研机制，精准把握客观实际、掌握群众真实诉求，使各项决策部署既符合中央精神、又贴合地方实际，既顺应发展规律、又满足群众期盼，从源头上杜绝脱离实际的错误决策，以真抓实干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过硬政绩。

四、结语

“党史六对”凝结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为新时代党员干部确立正确政绩观提供了重要遵循。在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党员干部应当从党史经典中汲取智慧，坚守人民立场、把握发展大局、坚持实事求是、强化责任担当，以符合实践要求、群众需要和历史检验的工作实绩完成新时代赋予的使命任务。

(作者单位：江西科技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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